医院药价虚高再度成为热议话题。近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《求是》杂志发表署名文章，提出医改进入深水区，要推动建立符合国情惠及全民的医药卫生体制，未来四年规划呼之欲出。
药价虚高症结究竟在哪？医药分离可行吗？新医改能否破解难题？记者昨天就此采访了出席第五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的专家学者。
本期嘉宾
廖新波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
刘远立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、中国医院院长杂志社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
何梦乔 上海市医院综合评价（评审）中心主任
庄一强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
1 焦点 药价虚高谁之责？
□药价虚高的问题根本就不能说是医院、医生的问题，因为药价制定得通过价格制定部门和政策制定部门，医院和医生没有资格给药定价
■医生虽没定价权但有处方权，但可以靠开“大处方”牟取回扣。其原因在于体现医生技术和劳务水平的门诊费、手术费定价偏低，而药价、检查费偏高
廖新波表示，如今百姓“看病贵”的确是因为一部分药品价格虚高，“但是虚高的问题根本就不能说是医院、医生的问题，因为药价制定得通过价格制定部门和政策制定部门，医院和医生没有资格给药定价。一是源头定价偏高，二是流通环节太多，层层加码。”
有人质疑，医生即便没有定价权也有处方权，可以给患者开“大处方”，牟取药品回扣。庄一强认为，这与医风医德有关，更由于医疗价格制度畸形。“现在体现医生技术和劳务水平的门诊费、手术费定价偏低，而药价、检查费偏高，医生要靠多开药、开检查赚钱。假如医生都有体面工资收入，还需要在药价上做文章吗，可是政府投入不够啊。”
如何才能降低药价？廖新波认为，对于政府定价的药品，发改委、物价部门必须认真核定药品成本，科学定价，在源头挤掉水分。但他也说，药品关乎人民健康，有质量、仓储、流通的合理成本，要分类对待，降价不能“一刀切”，特别是对于很多廉价老药，政府要合理提价、鼓励生产。 2 焦点 医药分开该不该？
□砍去医院15%药品加成，药品流通的中间环节和利益链条依然繁多。取消加成，只是医院少了收入，而医生个人的回扣还是会存在
■从根本上解决“以药养医”，还是要加大财政投入，让医院恢复公益性。从中央到各省再到各级地市，可考虑按GDP百分比投入
如今，公立医院的“以药养医”带来种种弊端，其药品加价15%销售的制度更备受诟病，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
新医改喊了3年的“医药分家”，但至今雷声大雨点小。廖新波表示，“以药养医”是
国家早年财政紧张、为了补贴医院而制定的一项临时性政策，“当时不给钱给政策，现在要砍掉，那么这部分该由谁承担，这是个需要全盘考虑的问题。”
一个现实问题摆在眼前，若砍去医院15%药品加成能否从根本上解决“看病贵”问题？“药品流通的弊病和不正之风仍然存在，由于中间环节多，涉及利益的链条也多，所以少了一块也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说白了，取消加成，只是医院少了收入，而医生个人的回扣还是会存在。”廖新波说。
庄一强认为关键还是要加大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投入，让其恢复公益性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“以药养医”。“从中央到各省再到各级地市，可考虑按GDP的一定百分比来投入。”
3 焦点 公立医院怎么改？
□改变“急救医疗”现状是重中之重。每年公立医院欠费达到100亿，其中很大部分便是急救医疗欠费，而国家民政等部门每年却有60亿的医疗补助结余，救命钱花不出去
■要换一个思考角度打破公立医院垄断局面，建设更多私立的盈利和非盈利的医院作为公立医院的补充，非营利性的医院靠基金支持，也能给民众提供公益服务
3年医改到盘点时，不少专家认为公立医院改革仍不够给力。
在大家高声呼唤加大力度时，何梦乔来了个冷思考，“涉及面这么广，必须稳步进行，不能急于求成。何梦乔认为，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，目前的经济水平还不足以让医院大肆改革，因此不能盲目求速度不求质量。
而在刘远立看来，改变“急救医疗”现状是改革的重中之重。“急救医疗主要包括突发重大疾病及伤害，由于事发突然和费用高昂，给患者及家属造成很大经济压力。而每年公立医院欠费达到100亿，其中很大一部分便是急救医疗欠费，但是也不能让医院给买单啊！”
他透露了一个数字：国家民政等部门每年有60亿的医疗补助结余，“救命钱花不出去，其中有不少是无法确认条件或达不到条件的。”刘远立表示，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要提高医保覆盖面，还要沟通好部门间的关系。
而庄一强则认为，要换一个思考角度，打破公立医院垄断局面，建设更多私立的盈利和非盈利的医院作为公立医院的补充，“非营利性的医院可以靠基金支持，也能给民众提供公益服务。”
医改要用行动回归公益属性
药价虚高现象引发了舆论对医疗体制改革的反思。过去的改革未能遏止医患关系的紧张趋势，部分患者及家属对医院、医生仍然本着不信任态度，“看病贵，看病难”问题仍然是民众关注的焦点。医疗改革任重道远。
药价虚高折射体制痼疾
就普通公众而言，医疗体制改革是否成功，一定程度上就是依据看病便捷程度和看病价格两个方面，对于前者而言，主要涉及医疗资源配置方面，当下的问题则体现为乡镇医院处境尴尬，既受到医疗行业从业人员的冷落，也被普通老百姓所抛弃；对于后者而言，则体现为小病大医，药价虚高。
医生收取红包、小病大医等现象，如果只是个人逐利的结果，尚能宽容对待，但是，一旦这种现象成为一种“体制的便利”，那么就需要对症下药。就药价虚高现象而言，医疗行业的畸形产业链，行业潜规则等，无不揭示出医疗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深度与广度。
医改需对方向作出抉择
在题为《回归公益性是遏制药价虚高的良方》的评论文章中，作者指出，遏制药价虚高，“需要进一步完善药品集中招投标制度，通过有效制度设计防范在中标价制定环节出现舞弊与腐败。”回归公益属性是医疗体制的终极目标，但是，当前医疗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追求理念认同的阶段，迫切需要以实际行动践行理念。事实上，当前医疗市场上，不仅药价虚高现象值得关注，假药失控现象同样让人担忧，警方“假药遍及全国，涉及几乎所有药品种类”的调查结论，提供的不只是一群人违法的事实，还有整个医疗体制，包括流通环节、监管制度等方面，与医疗的公益属性渐行渐远。
如同校车与公车的选择，医疗体制改革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，致力于提供公共医疗服务还是仅仅作为一个市场的仲裁者，政府需要做出选择。